噪音治理為什么是個難題？

如今的中國正深深地受聽力問題所困，而人們對這一問題的警覺程度之低，令人詫異。中國的聽力問題有多嚴重？同樣是治理污染，為什么人們似乎把絕大多數的精力投入到治理霧霾、水源、土地問題上，卻往往把防止噪音污染放在相對次要的位置？

聽力障礙是困擾中國人數最多的身體機能問題之一。根據新華社的報道，2015年的一項調查指出，全國大概有2億人有聽力障礙，占總人口的將近16%；其中，更是有7000萬人的聽力障礙是致殘性的(中度以上)。也就是說，每20個中國人里面，就有1個人的聽力水平非?？皯n。

有人可能會覺得：人年紀大了，聽力自然會下降，有聽力障礙的人多，也是正常。然而，有學者曾指出，中國人的聽力問題，有許多是受到工作和生活時遭遇的外部噪音的嚴重影響，比如工廠和建筑工地中的噪音，交通工具的噪音，娛樂場所中巨大的音量等等。

一些在地方上開展的研究也證實了環境噪音威脅的嚴重性：在四川開展的一項聽力調查顯示，患重度以上聽力障礙的人中，有35.6%是由生產環境或生活環境中的噪音污染誘發的。另一項在北京的調查指出，一間朝向四環路上的居民住房，全天的平均噪音水平達到79.2dB，相當于在房間里一天到晚不停地開著電視或者洗衣機。因此，聽力問題絕不僅僅是年紀增長而導致的正常生理現象。

然而，無論是聽力障礙者還是政府投入，對聽力問題的重視程度都很有限。據報道，7000萬中度以上聽力障礙患者，只有不到8%使用助聽器或者人工耳蝸來幫助恢復或校正。除了康復機構較少，自身意識不夠外，高昂助聽器價格可能也是阻礙之一。盡管目前市場上有許多價格低廉的助聽器，但真正針對重度以上聽力障礙患者、針對這些有迫切需求的人群所設計的助聽器，大多一只就在千元以上，稍好的甚至要上萬元。這對普通家庭來說著實是很重的負擔。

政策層面，2014年中央財政撥款的的大氣污染防治專項資金有100億元，北京甚至曾豪言每年花2000億元來治理霧霾，相比之下，政府一年投入治理噪音問題的經費大概只有后面這個數字的2%。誠然，治理霧霾和治理噪音所采用的方法、原則、目的都有極大不同，但重視程度不可同日而語，這并不需要否認。

實際上，聽力障礙確實會引發十分嚴重的問題，它不僅會導致人們社交上的困難，持續耳鳴、部分頻段的聽力障礙還可能會引發焦慮癥、強迫癥等精神性疾病。討論如何控制噪音、減緩聽力問題，是十分必要的。

首先，人的聽覺十分脆弱敏感，缺乏對外界聲音主動防御的能力。眼可以不看，嘴可以不吃，手可以不碰，鼻可以不聞。相對來講，想要讓耳朵不聽是很困難的。即便把耳朵堵上，人仍然可以通過顱骨由內耳傳遞部分聲音信息。退一步說，人體內部的生理活動亦會產生聲音，從這種角度來說，人不可能獲得一個“絕對清凈”的環境。因此，無論是工業噪音還是耳鳴，當惱人的聲音來襲時，人是難以通過自身調節來抵御的。所以，控制噪音所關注的焦點應當放在對發聲源和發聲途徑的控制上。

其次，聲音的基本維度是時間，好似“雁過無痕，葉落無聲”。當聲音“完成”后，很難找到它留下的痕跡。相比之下，在相對較短的時間內，圖像依然會留存，可以擦除；在一定的空間內，氣味也難以逃離，可以驅散。只有聲音結束了就結束了，幾乎不會帶來任何其他感官可以覺察的變化，也就談不上對它的控制和校正。即便用其他方式記錄下了這個聲音，邏輯上講也無法完全重現那個一模一樣的聲音，因為發聲源、傳播媒介，甚至溫度、環境等都會對聲音傳播產生影響，所以也很難判斷這個聲音到底是什么樣的。

因此，想要通過事后追究來控制發聲源，既不能阻止可能已經產生的噪音污染，也無法斷定在那個時刻的這個噪音到底產生的多大的影響。從這個角度來講，交警們在禁鳴的馬路上攔下鳴笛的車輛，只能寄希望于殺一儆百，并不能起到實質性的作用。

如果說上面這個例子只是涉及到博弈策略的話，那么接下來這個例子就設計到道德判斷。每年高考進行時，學校周邊的馬路都會成為嚴厲的“禁鳴區”，考場附近部署的大量警力，會對鳴笛車輛課以重罰。實際上，這種特殊時期的集中整治所依據的標準，并不完全是法律上的，因為學校并不是只有高考的時候才需要一個安靜的環境，而平時的大多數時候警察也并不會管。這種整治的依據更多是道德上的——你的一次鳴笛，可能會影響里面考生的一生。因此，在這種情況下對噪音的控制，實際上是在控制人們的道德觀念，進而規范人的社會行為。

由此，我們可以看到，在對聲音特征的客觀測量和對噪音的主觀斷定上，存在很大的差別，正是這個差別，使得防治噪音成為一件非常復雜的事情。我們真的需要防治噪音嗎？當然。也許未來有一天，人們戴助聽器就像戴眼鏡一樣普遍，但這也不意味著我們就應該任由自己的器官受到折磨。